第三，宋志楷书取法北碑的峻伟奇宕、清丽闿爽之风貌。

宋志与北碑相比较而言，宋志在神采上取法北碑俊朗的方笔、直爽的线条、抑左扬右的结体、干净利落的行笔、张力十足的气息等方面，表现出俊伟奇宕、清丽闿爽的神采。如《胡夫人墓志》《宋故长兴县君墓志铭》等。神采在书法艺术的诸多元素中极为重要，李世民《旨意》论：“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10)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20页。苏轼《论书》：“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11)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第313页。神采优劣要根据其取法的高低，它是由多种艺术元素相融合而成，不同的艺术元素融合出不同的风格面貌，北碑中仍有诸多风格元素未被宋志所汲取，如沃兴华先生所说：“墓志书法具有以上几个特点，风格面貌虽然很多，但是没有其他各种碑版书法那么博大、宽厚、苍茫、沉雄、奇拙，主要表现为清秀、峻挺和端整，也就是说，它们缺少碑版书法所宝贵的金石之气，缺少重拙大的精神风貌，因此从碑学的角度来看，也就降低了借鉴意义。”(12)沃兴华：《碑版书法》，第148页。宋志书风的形成也受到宋代主流书风的影响，虽然承继魏晋部分古法，但世人的审美已趋向“古质而今妍”，打破“唐尚法”的束缚，开创“尚意书风”。

宋志风貌的形成也存在一定的客观原因。北碑历经千百年来的时代变迁，暴露在外，或风吹日晒，或水流冲刷，或迁移残破，或人为残损等原因致使字口不清，笔画残缺。另外其自身笔画也比较粗壮，字形宽大，结体开张等因素，造就了北碑如今浓厚的金石气。而宋志从刊刻完毕到出土这一漫长时期都是放置于墓室之内，况且有墓志盖盖于其上，保护得完好如初，笔画细节处清晰可见，如墨迹一般。宋志与北碑在规模上也有所差别，宋志志石由于放于墓内故规模相对较小，志文内容较多，所刻志文字迹略小，其笔画也比较细劲。

三、取法“二王”一脉飘逸灵动、洒脱自如的帖学书风

江西目前出土的宋志中多以楷书为主，然亦有行书，或是楷中带行，此类取法以二王帖学一脉为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二王书风，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宋志有的《宋故吴公承事墓碣》《宋故应君墓志铭》等；另一类取苏黄书风，如《宋故将仕郎袁州万载县主簿张公行状》《宋夫人徐氏墓志铭》《宋故陈公佐墓志铭》《宋故陈居士墓志》《宋故承奉熊公墓志铭》《宋故传公墓记》《宋故甘公墓志铭》等。取法二王书风的宋志多以《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为宗，自咸亨三年立碑以来备受学界重视，评价极高。《宣和书谱》云：“模仿羲之之书，必自怀仁始。岂羲之之绝尘处不可窥测，而形容王氏者惟怀仁近其藩篱耶？亦似之而非，且世所有惟见其行字耳。”(13)不著撰人：《宣和书谱》卷十一，《四库全书》第8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1页。用笔上中锋与侧锋相生相发，灵动转换。侧锋取妍，圆润饱满；中锋取质，遒劲有力。运笔不激不厉，上下映带，形态欹侧而又能整饬，充分表现出灵动飘逸、自然洒脱之感，如《宋故将仕郎袁州万载县主簿张公墓志铭》取法《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形神兼备，如图4所示：

图4

取法苏黄书风的宋志颇多，北宋后期以苏轼为首的文人打破了“书之废莫废于今”的局面。“尚意”书风兴起，其原因有二。第一，宋之前唐代“尚法”，法度森严，受到严谨法度的限制而不便于书写。正如蔡襄的“艺益工而人益困”，宋代文人欲改变这种局面。“那么他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他太懂得法的危害往往会使人陷入太深而失去居安思危的警惕，因而他只须风闻章惇、蔡卞以《兰亭》为日课就可以预测他们必然很难自展步分，而一旦被法所缚，那只有做书奴的份了。历史上毕竟没有书奴的立足之地。所以，苏轼推崇变法出新意的颜真卿，也就是为自己树立了发扬其精神的表率。”(14)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第二，宋代文人多有入世的烦恼和苦难，故寻求一条可以自我解脱的途径，便崇尚禅宗。文人将内心的想法和感受通过书法的抒情性释放出来。“尚意”书风正吻合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内心需求，以宋四家为首的“尚意”书风对两宋书坛影响广泛，从江西近年出土宋志书风中可以体现出来。如图5所示，《宋故将仕郎袁州万载县主簿张公行状》与黄庭坚行书进行比较，可知其影响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