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学是一种具有启蒙性质的地方教育组织形式，始创于元代。明清承袭元制，虽然村镇基层政权不再以“社”为单位进行划分，但学校仍沿用“社学”之名。据学者研究，江西的社学最早出现在元大德年间，明代由于官府的大力提倡，社学教育的发展取得了较大成就[1]。明正德年间，李梦阳、王阳明分别在赣北和赣南的乡村地区推行社会教化活动并推广社学教育，江西的社学数量从明开始迅速增加。清代江西的社学教育沿袭明代，吴宗慈《江西通志体例述旨》言：“社学则沿明制，曾令各府州县之大乡巨堡皆置之。”[2]由此可知，清代江西省内各府均已开展社学教育。

一、清代江西社学教育的兴衰

清代江西社学教育在烽火战乱中应时而兴，后又随清中后期江西农村经济的衰落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清代江西基层地区初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与社学教育的兴衰历程紧密相连。

（一）清初社会动荡与江西社学的复兴

清初全国各地战乱频发，江西省也不例外，省内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尖锐。如“顺治二年（1645年），石城爆发了吴万乾领导的田军争夺永佃权的起义”[3]，顺治五年（1648年），南明时期的将领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境内起兵反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的战火波及江西，使江西境内的三十多个县、府发生变乱。这些战事严重破坏了江西的社会秩序，使各种社会问题频出。“入清以后，江西邪教逐渐盛行，其中大乘教表现尤为活跃，影响6府近40个县，集中在江西北部和南部，影响到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对清王朝的统治秩序构成威胁。”[4]战争不仅破坏了江西的社会经济，还使得邪教趁机肆虐，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因此，江西省政府迫切需要通过一些举措恢复全省的经济、文化、教育等。

为了恢复各省的社会秩序，清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开垦荒地、解决农民的赋役问题等。而在文教方面采取的措施为沿袭明制，发展科举，复兴各级各类学校，尤其是人口聚集的乡村地区。“顺治九年，题准每乡置社学一区，择其文艺通晓，行谊谨厚者补充社师。免其差役，量给廪饩养膳。提学按临日，造姓名册，申报查考。”[5]清代社学教育的复兴始于顺治年间，由中央政府颁布教育政令推广至全国各地，各省政府纷纷响应中央的号召，遂在省内各府、州、县兴办社学。面对百废待兴的社会状况，江西省政府深知发展教育是稳定社会秩序的有力措施，为了肃清社会风气，改善民风，江西省政府在统治者的提倡之下，先后在十三府各个县陆续开展复兴社学教育的活动。

清初，江西各地的社学教育能够迅速恢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有成功经验可借鉴。在李梦阳与王阳明的共同努力下，江西社学教育于明代一度达到鼎盛。明正德年间，江西按司提学副使李梦阳和督察院左佥都御史王阳明分别在赣北和赣南地区开展社会教化活动，在乡村地区大兴社学，期翼通过教育以化民成俗，此举对改善当地的民风民俗有巨大的贡献。以王阳明在赣南兴办的社学为例，社学的教育内容主要为思想道德教育，教育目的是为了增强人们的思想道德意识，用礼义廉耻约束人们的言行。王阳明将自己在赣南地区实施社学教育的成功经验编写成《社学教条》，并将其推广至各县社学中，为社师们开展教育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内容。在王阳明作为赣南巡抚的四年间，颁乡约、兴社学、建书院、平叛乱，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教化活动使赣南地区的人民知书讲礼，社会风气逐渐淳厚。有学者指出，“王阳明主政期间及之后较长时期，几乎每个县邑的人口主要聚居地都建有社学”[6]。仅据清同治版《赣州府志》记载就有赣县章水乡社学、长兴乡社学、大由乡社学、爱敬乡社学，兴国县城南隅孝行坊社学、城北隅新安坊社学，长宁县黄乡司故城社学等[7]。他所推行的社学教育经验也由赣南推广至整个江西省甚至江南地区。直至清代，江西各地的社学教育仍受王阳明教育思想的影响。如康熙、乾隆年间的《南康县志》仍记载了王阳明《社学教条》中的《训蒙大意》篇与《教约》篇的相关内容。王阳明的社学教育经验对清代江西社学教育的影响可见一斑。

江西社学教育顺应大势，在顺治年间逐渐复兴。“国朝顺治十五年知县重建，康熙五十一年提学冀霖捐修，启圣祠暨两庑。”[8]清初在中央的政令下，江西省提学督政和各县县令捐修圣贤庙宇、重建社学，逐步恢复地方教育。清代江西各府社学教育的发展情况各异，受经济和政治影响呈断续发展之势。社学按照发起形式的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办性质的社学，由府、县官开办，或由城郊基层政权筹划创设，经费也是靠官方拨款或靠拨给学田的地租维持，这一类型的社学其社师和学童均受政府管制监督[9]。如江西省《都昌县县志》即将社学归列为官学[10]。另一类是私学性质的社学，由民间德高望重的先生自发兴起，当地的有识之士捐赠学田，集资兴办。如《江西赣县县志》记载，“私塾设馆的基本形式有：……社学，以乡集资办学。”[11]该县的社学即为民间学者创办的学校，属于私塾的一种办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