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7 1965-2019年日本能源结构变化

3.4 可再生能源占比较高的经合组织国家

2019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占比排名前10位的国家依次为：葡萄牙、巴西、芬兰、德国、瑞典、英国、西班牙、智利、新西兰和意大利，占比从16.98%到9.98%。这些国家的城市化率都超过80%；葡、巴、德、瑞、英、西、意7国的第三产业占比68.56%～79.63%；葡、芬、瑞、智、新5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不及世界的1%；除北海油气快速递减的英国和盛产生物质的巴西外，其他国家都缺乏油气资源，而葡、意、新3国没有核能。值得注意的是，10强之外的美、法、日，可再生能源占比分别为6.16%、6.34%、5.89%。由此看来，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快的国家都是基本完成了城市化、以服务业为主的发达国家，或具有特殊资源优势的能源小国，或不具备核能发展基础或能力的国家，或缺乏油气资源的国家；而那些具有强国意识和能源大战略的国家，即使不具有油气资源，在可再生能源选择上都是保守或克制的。

基于以上案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能源结构转型的核心是减碳，有减煤和洁煤两种思路。主要转型特征：1）保持中高基值，仅将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40%～50%用于转型，其中具有多种主导性能源资源优势和能源技术优势的国家，纳入转型的能源消费比例要高一些；2）能源转型基系主要选择国家能源技术和/或能源资源控制能力较强、传统能源工业基础成熟的中低碳或零碳能源系列（例如美国的水电、石油和核能），而那些国家能源资源不足、能源获取风险高、受国际能源市场影响明显的国家，则采用笼统指标，限定用于转型的比例范围（如日本），根据国际能源市场变化趋势进行动态调整；3）替代方多为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被替代方主要为煤炭、燃油发电、老化的传统核能，或比例过高的化石能源系列；4）有完整煤炭能源生产与消费体系的资源国主要采用减煤思路，而煤炭以进口为主、有洁煤技术优势的国家主要采用洁煤思路；5）高度重视核聚变能技术培育；6）发达国家的能源结构转型均在一次能源消费高原期或递减期进行，不确定性较小。总体上，发达国家能源转型是一国一策，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能源资源禀赋、能源工业基础、能源技术实力等，确定能源结构转型模式和路线，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

4 经合组织主要国家的碳排放达峰路线

碳排放是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重要约束条件。在布局中国能源结构转型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发达国家的碳达峰途径及其特征。

美国碳排放在2007年达峰（见图8a）。虽然美国总能耗在2007年后基本稳定，但由于页岩气革命带来能源结构调整，推动单位能耗的碳排放在2007年后快速下降；2008年后实施新建筑标准和汽车节能，加之第三产业占比出现新一轮增长，带来人均GDP能耗在此后5年持续下降，使美国碳排放从1998-2007年的高位下降，2008-2019年年均下降1.2个百分点。德国的碳排放早在1979年就结束高位震荡（见图8b），而其人均GDP能耗在1987年才出现拐点，意味着其碳排放超前于人均GDP能耗10年达峰。德国的碳排放达峰明显受益于天然气和核能的快速发展，以及因第三产业占比在1970年代初期快速增长带来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下降。德国2000年以后的弃核导致碳排放短暂回弹，但最终通过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得到抑制。日本的碳排放峰值出现在2011-2013年（见图8c），由于其间经历了福岛核事故，加大了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利用，使单位能耗碳排在2011年后出现了增长，但由于其节能技术发展、人口下降及老龄化导致总能耗在2011年后下降，最终使碳排放下降。

总体看来，发达国家的碳排放达峰均出现在城市化完成之后，主要受到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人口结构调整以及节能减排技术进步四大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首要因素是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技术进步带来的人均GDP能耗下降；其次是能源结构调整带来的单位能耗碳排下降，以及人口下降和老龄化等人口结构因素带来的能源消费总量的下降。

中国碳排放达峰具有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基础和环境（见图8d）。首先，中国城镇化、产业结构和节能减排还有较大发展空间。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59.58%，第三产业占比53.9%，而经合组织国家这两个指标分别为80%和70%左右。其次，2019年中国人均能耗仅为卡塔尔的12.75%，居全球第48位；单位能耗碳排放分别为美、德、日的1.32、1.33、1.15倍。这反映了我国在节能减排技术上的差距，也意味着巨大的减碳空间。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国人口可能于2030年达峰，加之老龄化带来的能耗减少，2030年之前只要科学规划和高效执行，实现碳排放达峰是有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