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6 面向核能时代的能源战略储备

纵然进入核能时代，其他能源依然需要保留相当的规模，并做好能源战略储备。日本福岛核事故前，核电在日本一次能源中占比为12.98%，之后核电从2010年的162.9太瓦时降至2014年的“0”，其间能源消费断层主要由三大化石能源进行弥补，充分体现了日本能源战略储备及备灾管理能力。因此，中国需要在进行能源转型战略布局时做好风险对冲和能源储备设计，建议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各占战略储备量的1/3（不在表1中）。

基于以上方案，2050年，四大清洁能源（天然气、核能、可再生能源、水电）在中国一次能源中的总占比为43.96%～51.17%，清洁化石能源占比为66.88%～71.16%，具有“清洁化石能源为主导，多能并举”特征。按照表1中温和节能情景，煤炭和石油消费分别在2030、2035年左右达峰，因此可以提前实现“2030年之前碳达峰”目标；但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还需要通过碳汇林、碳捕获、碳利用等其他途径实现。

总体看来，中国能源结构转型与西方国家具有明显不同的国家背景、行业基础和转型条件，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模式。能源结构转型不是此消彼长的简单能量替代，而是要通过转型建立符合国家国际地位和面向智慧文明纪元的新能源优势和国家优势，同时要有效避免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失衡；既不能操之过急、盲目乐观，也不能等待观望、错失良机。对于即将进入核能时代的能源结构转型，相对于转型中的能源供给安全而言，转型过程中的产业人员转移同等重要。因此，要抓龙头（科技）、划红线（转型基值）、定通道（煤与可再生、油与气）、调节奏（时间表），并留有余地（战略储备）。

6 关于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建议

中国能源结构转型已处于人类文明奇点前的赛道上，需要严阵以待。基于以上几个问题的分析，就中国能源结构转型建议如下。

6.1 总则

总目标：成功实现从“以煤炭为主体、石油为龙头”的中高碳化石能源体系，向“清洁化石能源主导、多能并举”的中低碳能源体系转型；确保2030年碳排放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全面实现；赢得核能时代的战略主动权。

总原则：战略引领、科技先行、保障至上、绿色高效、多能协同。

6.2 立体战略架构（“1+4+10”）

“1”：在现有能源行业的基础性上构建统一的国家综合能源系统，建立工业级国家能源实时动态监测体系及战略管理平台，支撑未来战略研究、决策、实施与调整。

“4”：做好煤炭、石油、天然气、核能四大支柱性能源行业（产业）的有序接替，充分发挥电力作为二次能源的统合优势，增强能源替代过程的稳健性和风险可控性。

“10”：因地制宜加快发展光伏发电、风电、生物质能、地热，以及温差、浓度差、潮汐能等经济有效的可再生能源；稳步发展水电；科学发展氢能；以微电网整合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深化节能减排；加快推动碳捕获和碳利用产业化。

6.3 基本战略参数

能源转型模式：“中高基值、三增长、双替代”。“三增长”指天然气、核能、可再生能源的消费增长；“双替代”指对煤炭和石油的替代，但对石油的替代错峰到2030年之后进行。

能源转型基系与基值：天然气、核能、可再生能源和水电为能源转型基系。能源转型基值为60%。这些基系2019年在一次能源结构占比仅为22.67%，需要分别将煤炭和石油2019年份额的55%和60%纳入转型基值，即煤炭和石油只有45%和40%用于转型替代，并且错峰进行。

能源转型的两条红线：在未来30年能源消费增长过程中，油气当量在一次能源结构占比不低于20%，煤炭在一次能源结构占比不低于31%，加上水电，这三部分传统能源占比57.7%～58.98%。

6.4 战略发展路线

根据能源系列之间的战略互补性，为避免多元替代失序，建议分5条战略发展路线、3个战略阶段，并行发展、相互协同。

6.4.1 路线1（清洁煤炭、可再生能源、可控核聚变发展路线）：能源结构转型的重中之重

2020-2030年：大力发展和推广洁煤技术，持续淘汰低效落后产能；燃煤发电与可再生能源对等市场置换；可再生能源协助传统煤炭产业人员分流，确保2030年煤炭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20亿吨油当量（41.76亿吨）以下，实现本路线下的碳排放达峰和社会稳定。

2031-2040年：根据可控核聚变产业化进程及可再生能源的接替能力，动态修正煤炭退出速度和幅度；力求深煤地下原位流态化及配套碳利用技术实现商业化；以进为退，多路替代，以确保能源保供与阶段碳中和目标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