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1-2050年：可控核聚变逐步替代燃煤发电。洁煤、核能、可再生能源自主可控程度较高，2050年这3部分能源在一次能源结构的占比之和需要控制在60%～63%。其中，煤炭退出速度和幅度，由可再生能源和核聚变产业化速度决定。

6.4.2 路线2（石油、天然气、低能核聚变发展路线）：能源结构转型的中流砥柱

2020-2030年：科技引领、稳油兴气、降本减碳，形成智能化技术雏形，加快新一代石油精细化工和天然气消费前沿技术研发和市场布局；石油力求稳产到低能核聚变（或分布式核能）商业化之时（2035年前后）；全面加大天然气勘探开发，依靠国内外两个市场增大国际定价影响力，发展管道气、LNG和燃气发电，加快石油能源终端市场向LNG、充电终端转型；通过增加技术储备加大储量基数，使天然气消费规模在“进口依存度不高于50%”原则下适当宽松，促进天然气产业稳步快速增长；依靠提升成品油品质，以及碳捕获、碳封存、CO2驱油和碳利用等技术，实现本路线碳排放达峰目标。

2031-2045年：形成智能化技术系统，海底工厂兴起，构建新一代技术基础核心研发平台，启动下一代技术研发，为2045年后在油气化工材料领域形成竞争优势奠定基础，油气技术向核能时代延伸和转移；石油能源有序退出，天然气逐步接替、稳中有升；根据核能技术进展、国际国内天然气市场供需态势，以及可再生能源发展态势，动态调整天然气消费规模。

2046-2060年：石油退出速度与分布式核能的接替速度基本持平，天然气总体保持稳定，油气技术进入仿生时代，地下智能工厂兴起。

6.4.3 路线3（核能发展路线）：跨文明奇点的能源结构转型核心，决定国家战略成败

2020-2030年：沿小型反应堆、可控核聚变、低能核聚变及其动力引擎3个方向多技术路线加快推动核能核心技术研发及产业化进程，有序实施核能建设项目计划。

2031-2045年：核能技术路线优化与技术完善，沿小型反应堆、可控核聚变、低能核聚变沿不同路径工业示范。

2046-2060年：小型反应堆、可控核聚变、低能核聚变得到快速推广。

6.4.4 路线4（可再生能源发展路线）：能源转型期的重要能源补充

2020-2030年：加快第三代太阳能核心技术研发，海洋风能实现经济有效，成为分布式能源的主导力量；随着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进程，加快可再生资源丰富的人口分散区的可再生能源及微电网发展，拉开战略纵深，增大回旋余地；协同煤炭、石油能源结构转型，力求支撑未来10年能源消费增量，为传统能源体系转型和核能体系培育赢得时间。

2031-2045年：发展面向核能时代的可再生技术，及时调整各个可再生能源发展方向，快速补位支柱性能源替代过程中的能源缺口，建立能源技术储备体系。

2046-2060年：融入核能时代。

6.4.5 路线5（电力能源发展路线）：两级能源结构转型期多路线统筹管理平台

2020-2030年：加快常温超导、储能、长输电、无线电力传输、节能降耗、碳减排和碳利用等核心技术研发；加快智能电网、微电网、多能融合和综合能源网建设；推动国家综合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协调跨行业能源和碳排放管理，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

2031-2045年：发展面向核能时代的电力消费技术；深化国家能源市场的统一性、市场弹性、流动性和多级市场建设；创建和保障国家能源转型期的稳定能量流和能源共享，确保能源对经济的保障作用。

2046-2060年：逐步融入核能时代，确保电力系统2060年实现碳中和。

6.5 保障措施

基于以上5条发展路线，实现能源转型总体战略目标需要以下3个方面的有效保障。一是创新。核能技术如期或提前突破将为中国能源提供终极解和战略主动权，反之，将给中国能源转型带来极大不确定性。二是秩序。这是一场立体战和总体战，各路线自身的有效性、有序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协同性将极大影响整体战略效果。在这个过程中，电力的统筹性和可再生能源的柔性不可或缺。三是经济性。能源最终为经济服务，因此需要高度重视石油金融属性迁移方向和国际金融体系重构趋势，高度重视天然气市场进一步开放过程中的国际市场定价权、可能的国际煤炭定价权、碳税以及知识产权交易定价等。

（中国石油石化联合会油气专委会产业发展部总工程师瞿辉博士对本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谨以致谢。）

[1]张映红, 路保平. 世界能源趋势预测及能源技术革命特征分析[J].天然气工业, 2015, 35(1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