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诗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至元代，朝廷虽不复设专门的采诗之官，但在民间，文人自发采诗的风气却很浓厚，赵文《黄南卿齐州集序》描述为“今采诗者遍天下”［1］（10册72），在元代，见诸文献记载的采诗活动以江西为最多。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记录元代江西文人采诗的文献主要有：刘辰翁《赠采诗生序》记安成彭丙翁和胡复初采诗；虞集《葛生新采蜀诗序》记庐陵葛存吾采诗；刘岳申《赠刘孟怀采诗文序》记庐陵刘孟怀采诗，《赠采诗两生》记永新陈天衢和张文渊采诗；傅与砺《邓林樵唱序》记庐陵邓彧之采诗；吴澄《诗珠照乘序》记庐陵郭友仁采诗，《鳌溪群贤诗选序》记乐安何壵采诗；揭傒斯《与太虚书》记进贤杨显民采诗；郑元祐《送杨季民序》记进贤杨季民采诗；刘将孙《送彭元鼎采诗序》记安成彭元鼎采诗；《送临川二艾采诗序》记临川二艾采诗；赵文《高敏则采诗序》记庐陵高敏则采诗；王礼《沧海遗珠集序》《长留天地间集序》记庐陵王礼采诗；王沂《赠采诗熊思齐还清江》记清江熊思齐采诗。 本文以这些文本文献为据，考察元代江西文人采诗盛行的原因、特点和意义。

一、元代江西文人采诗盛行的地域文化背景

元代采诗独以江西为盛，与江西的地域文化特点有密切的关联。 整体而言，江西崇文向儒的士林风气，有利于元代江西文人责任感的培养，当他们体认到“诗之遗落不世见者，可胜道哉”（王礼《沧海遗珠集序》）［1］（60册601）的历史事实时，自然而然地萌生出以采诗存人存史的文化责任感；元代江西诗歌发展的繁荣局面，为江西文人采诗提供了大量可供采录的诗歌文本，并有利于培养工于诗歌创作且以采诗为志的采诗主体；江西人尚远游的风气与采诗者之行四方的现实需求相契合，使元代江西的采诗者勇于并乐于行走山巅水涯，以采诗自任，以传承斯文自期。

元代江西崇文向儒之风的浓郁，可为证据者，一是《宋元学案》 著录的87个学案中有16个学案的案主为江西籍的儒士，占比近五分之一①（65-66）。 二是虞集在《熊先生与可墓志铭》一文中的描述：“福州、庐陵为郡，在东南儒学之士为最多。 ”［2］（939）儒学之士在承担社会责任时，有“为往圣继绝学”②（320）之选，在实现个人价值时，又有“立言”不朽一途。恰是在元代，因科举时行时辍，职官制度对“南人”又不平等对待。对于江西儒学之士来说，“立功”一途显得窒碍难行，他们只得另寻他途来履践责任， 实现自我价值， 于是著书立说、传承斯文就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 如刘辰翁“每哀江南百年文献之零落，欲以诗存其为人”（刘将孙《送彭元鼎采诗序》）［1］（20册153），刘将孙“尝欲效《中州》体，因其诗各为之小传，以待方来”（《送临川二艾采诗序》）。刘辰翁、刘将孙生活在宋元易代之际， 目睹耳闻文献零落、 史佚人亡的文化传承危机，与元好问以诗存史的文化责任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于是生发了编撰诗文集以著述自任的愿望。 这种立志于文化传承的责任意识， 是元代江西文人以采诗为志的重要思想基础。

元代的江西，不仅儒学之士多，传统诗文的发展也很繁荣。 这种繁荣局面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江西籍作家总量在元代文坛占有绝对优势。 据笔者统计，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集部的二级类目“别集”中，著录的作家总数有680家，其中江西籍的作家有126家①（55-58）。 很显然，就作家静态的地理分布而言，江西文学的发展在元代居于前列。 二是元代诗坛，江西籍大家虞集、揭傒斯、范梈的出现，是江西诗歌艺术繁荣的重要体现。丹纳的《艺术哲学》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 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 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 ”［3］（5）据《艺术哲学》中的这种逻辑可以合理推断：虞集、揭傒斯、范梈等诗坛大家的产生，有时代的因素，有诗人个人才能的影响，还因为有众多成就了元代江西诗歌发展繁荣局面的“小家”在这几位大家“四周齐声合唱”，构成了一种地域文化气候。 元代江西诗文的繁荣发展，既给采诗提供了丰富的文本文献，又有利于采诗人整体素养的培育。 同时，诗作者对于诗歌创作的艰难和诗存名存、诗亡人亡的现实有着深刻的体验，这种体验自然激发他们以诗存人的冲动，让他们积极加入采诗者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