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西这些“民间”的采诗者，因名位不显，必然更着力于“立言”不朽和“以诗存史”的价值追求，故其采诗的外部动因，更多的是冀此以传承斯文，彰显一代文学之盛。 王礼在《长留天地间集序》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丧乱迄今，百不存十。 惧其复失，思锓梓广传，庶来者知一代声教文物典故之概。”［1］（60册575）在这段文字中，王礼既遗憾于宋元易代的乱局中文献散佚损毁严重， 又感慨于有元一代文学之荣景未尽得彰显，有心采录刊刻，使之得以广传，寄望于后来者可以据此了解知晓元代典故文物的发展概貌。

元代江西文人的采诗动机既多出自以诗存人存史、彰表一代文学之盛的责任意识， 采录的对象多是文人的雅诗而少及于民间的风诗。 《汉书》卷二十二颜师古注云：“采诗，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讴谣，以知政教得失也。 ”［5］（1045）颜注又云：“采诗，采取怨刺之诗也。 ”［5］（1123）颜注说明，在专设采诗官采诗的传统中，采诗的场所是“徇路”，目标对象为“百姓讴谣”，且为达到“知政教得失”的目的，采录诗歌时多重视诗的讽谏价值——“取怨刺之诗”。 江西文人采诗，如虞集《葛生新采蜀诗序》中，葛存吾采诗乃是“求名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数年，得诗六百余篇”［2］（498）。 另外，吴澄《鳌溪群贤诗选序》中何壵采诗的对象是“邑之能诗者”，即确定而具体的乡贤。 揭傒斯《与太虚书》中叙述杨显民采诗的对象是如何中、范梈一样的“当世作者”。 很显然，元代江西文人采录士大夫之诗与传统的循路采百姓讴谣是截然不同的。 而且，元代江西文人采录诗歌的审美标准，也是更倾向于平和敦厚的雅诗。 刘岳申《赠采诗两生》陈述：“尝读《诗》至《芣苡》三章，爱其和平悦乐无恶无斁，以为此采诗法也。 ”［1］（21册447）刘岳申明确以“和平悦乐”作为采诗者选择诗歌文本采而录之的审美标准，与重视“风诗”的采诗官采诗的传统明显是大异其趣的。

三、元代江西文人采诗的意义

元代江西文人采诗， 已然不再是一种官方的执掌，其“观风”的功能淡化，随之凸显的是作为一种辑录诗歌作品的文学活动的价值意义。 要义之一在于将散见零落的诗歌编撰成集，起到保存文献的作用。 对于这一点，吴澄在《诗珠照乘序》一文中有明确的论断：“古之诗或出于幽闺妇女、山野小人，一为采诗之官所采，以之陈于天子、隶于乐官，至今与雅颂合编，人尊之以为经。 采者岂为无功于诗哉！ ”［1］（14册371）吴澄以《诗经》的成集传世为例，说明了采诗有益于诗歌的保存和流传。 刘岳申在《赠刘孟怀采诗文序》一文中对采诗有益于诗歌的保存和传世做了更细致的论断， 该文先将诗歌依其传播性分为不能不传者、可传而不幸将遂不传者、不必传不足传者三大类， 然后指出采诗的意义：“（刘孟怀）言曰：其能必传者，无以余为也，其可传而不幸将遂不传者，使他日幸而有所托以传焉。 ”［1］（21册423）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李白、杜甫一样的大家， 其诗确实是不待采诗者而自能传于后世不至泯灭，同时，世间那些平庸甚至粗陋的诗作，又因其不必采、不堪采、没有传世价值而被采诗者忽略不计。 采诗的意义无疑在于让那些有存世价值但声名成就不足以支持其自致于人的诗人诗作得以流传后世。

元代江西文人将采诗所得辑录成集存世流传，见诸文献记载的有邓彧之采诗所得邓舜裳的别集《邓林樵唱》；王礼辑录的《长留天地间集》和《沧海遗珠集》；刘孟怀采诗辑录而成的《崇雅》；何壵采诗辑录而成的《鳌溪群贤诗选》。 元代江西文人采诗的文献学意义，不仅体现在最终辑成的诗集文本上所得诗歌的数量，还可证明其在保存文献方面的价值。据王礼的《沧海遗珠集序》记：他的《长留天地间集》辑录诗歌二千三百余首，《沧海遗珠集》辑录诗歌计五百余首。 虞集的《葛生新采蜀诗序》明确记载葛生采诗多达600多首。这些作品因采诗者的努力得以传世之后，除了作为文学作品作用于读者的情感心灵、 作用于社会的道德教化外，诗作者也可以因诗存而存其名。 吴澄的《诗珠照乘序》就提到，采诗者将诗歌刻版付梓，就可以“俾作诗者之姓名炳炳辉辉耀于一时”［1］（14册371）。 概览这些虽与草木同化但其诗其名俱存的历史人物，又可让后来者了解一代典故文物之盛和人才之多。

作为文学活动的采诗， 活动意义不仅仅限于诗歌作品的采录纂辑，还是一种文学批评的实践。 因为元代江西文人采诗而成的诗集多已失传， 我们无法从采诗者纂辑的诗歌文本中了解他们采诗删诗的去取标准， 但记录元代江西文人采诗活动的赠序文和序跋文本身即是文学批评文献，这些文献中所记录的采诗者的采诗动机、审美趣味等，必然是一种文学观念的表达形态，构成了元代诗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