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诗者将采诗之志落实为具体行动时，需行于四方广搜悉储，以期得遂所愿，这一过程中自是难以避免种种不可预知的艰险困顿：“畏途满眼，不惟有霜雾之劳，而又有虎虺之患，裹粮逆旅，侍见从容，或未及见而其人已不可得矣。 ”［4］（185-186）（刘辰翁《赠采诗生序》）元代的江西特别是采诗者众的庐陵，游历之风盛行。虞集《葛生新采蜀诗序》一文记：“吾闻庐陵之文溪生息繁伙，其俗好远游，不间于稚壮强艾也。 ”接着写庐陵采诗者葛存吾在这种风习影响之下生出远游采诗的意愿：“吾将历观都邑山川之胜，人物文章之美，使东西南北之人，得以周悉而互见焉。 ”［2］（498）虽然士子远游，采诗非其唯一的出发点，甚至可以说主要目的是广见闻、进德业，但这种地域民情士风养成以后，可以让采诗者不再视赴四方岩穴为畏途，更具前行的决心和勇气，从而利于采诗风气的流行。

二、元代江西文人采诗的特点

与传统的采诗官采诗不同， 元代江西采诗均为诗人以民间身份自主采诗。 一方面，得益于诗歌艺术繁荣发达的地域文化的滋养，元代江西采诗者就以作诗见称。如前引文献中记录的采诗者杨季民、何壵、高敏则、彭元鼎、彭丙翁、胡复初、临川二艾都擅长诗歌创作，甚至以工于诗而名闻于里闾乡郡；杨显民曾著有诗集，余阙为其撰有《杨君显民诗集序》一文；王礼本身即为元代诗文家，有诗文集《麟原集》存世。

另一方面，元代不设采诗之官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郑元祐明确陈述元代“采诗之官废久矣”（《送杨季民序》）［1］（38册619）。朝廷采诗和民间采诗之间此消彼长，采诗“缺于公而发于私”（陈仁子《送采诗彭丙翁序》《牧莱脞语》卷七），元代朝廷不设采诗之官，代行其责的是文人以民间身份自主采诗，其中包括江西的采诗者。 如王礼在《长留天地间集序》中强调采诗乃是士之当然的文化责任，“收而辑之， 庸非为士者之职乎？ ”［1］（60册575）元代江西的其他采诗者，无论是郭友仁的“以采诗自名”（吴澄《诗珠照乘序》）［1］（14册371），还是彭丙翁的“以采诗号于世”（陈仁子《送采诗彭丙翁序》），抑或是杨显民的“实有意千载之事”（揭傒斯《与太虚书》，《知非堂稿》卷七），他们在采诗上投注的热忱既非因乎职守，又非诱于名利，而是缘于采诗者自觉的志向抱负和文化传承责任。

江西采诗者既为诗人，对诗歌创作的个中甘苦有真切的体验，又深知以“立言”求不朽的不易，“古今能言之士多矣，其能自致必传无疑者，能几人哉？ ”（刘岳申《赠刘孟怀采诗文序》）［1］（21册422）所以，在认知到古今作者苦心制作而得的诗歌终是抵不过时间的淘洗消亡在历史的烟尘中时， 不传之恨、 遗珠之憾的情感共鸣就成为他们以采诗为志的内在动因。 就如王礼《沧海遗珠集序》所云：“诗也者，其人文之精而元气之为也欤……抑尝观夫沧海之珠乎，清圆明丽之可贵，孰非元气之孕也。 而诗之美似之。 然求珠于海，必腰绠深入乎千寻蛟龙之渊而后得，其难也若此，乃有委于沙砾泥淖，而莫之或收，岂不深可慨哉！”［1］（60册600）作为采诗者的王礼既站在诗人的立场高扬诗的文体地位和文学价值， 认为其是人文中之精华，又基于诗不存则诗人名不传的现实经验，深惧于以元气孕育的诗歌像沧海之珠一样委之于沙砾泥淖，沉潜于深渊之中，于是以采诗自期并以之期于人。 循此逻辑推断，当何壵因“闵乡里前修一善之或遗”（吴澄《鳌溪群贤诗选序》）［1］（14册280）生采诗的意愿时，又何尝没有他自己身为诗人致力于文字之间其诗却终将泯而不显的自伤自悼。 从这一层面来讲，与传统采诗观风的“为他”不同，元代江西文人采诗具有“为我”的属性，其中寄寓了他们对人生价值意义的探寻和思考。

除以采诗补“不传之恨”外，元代江西文人采诗还有纯粹着意于文学交流者。 郑元祐的《送杨季民序》在叙述杨季民的采诗缘起时说：“其父兄师友相与言曰：‘杨氏工于诗数世矣，其工于为诗也，期合于古人，非求知于今人也。 虽不求人知而不可以不知也。’乃属……”［1］（38册620）杨氏数代人虽用力于诗却不意图以诗骋声名、致贵显，不愿意迎合“今人”的趣味，为的是保有诗的独立性和纯粹性，这是诗人对自我世界的欣赏和自足，所以“不求人知”。但这种独立和纯粹，不是基于与外部世界的阻绝与隔膜，相反，正是出于诗人对诗的热爱，故而用心于诗歌艺术的精进。 为免于闭门造车之弊，他们选择通过采诗一途主动接触和了解别人的诗的世界。 采诗的缘起和动机不过是为了“知人”，远离了现实物质世界里的功利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