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清代奏折与上谕的分析，可以推算出灾情传递中每个环节所需的时间。以乾隆九年（1744）的水灾为例，从灾害发生到巡抚塞楞额呈递奏折报灾约40天。这份奏折在20天后得到皇帝的批复：“所奏俱悉，加意抚恤灾民，毋致失所”。?录副档，档号03-9729-041，江西巡抚塞楞额奏，乾隆九年八月三日。塞楞额在八月三日时又递送了另外一封奏折，12录副档，档号03-0311，江西巡抚塞楞额奏，乾隆九年八月三日。皇帝的批复可参见20天后的八月丁卯（八月二十三日）颁发的上谕：“江西巡抚塞楞额奏称，江省所属玉山、德兴、乐平、宜黄四县，于七月初六、七等日，山水陡发，居民被淹。已饬布政使遴委官员，分头查勘，随带银两，抚恤赈济，至有应行题奏之处，俟臣出闱之日，逐一分别办理等语……其一切应奏之处，亦应即行题奏办理，不必待至出闱之后。可即传谕塞楞额知之。”13《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23，第878-879页。皇帝要求塞楞额权宜行事，不可因该年举行科举考试而耽误了救灾信息的上传。江西巡抚塞楞额积极办理赈务，于九月十六日给皇帝上报了赈灾结果的奏折，此次救灾共费时72天。乾隆皇帝在奏折的批复中要塞楞额从容面对灾情，“所奏俱悉，近来常安有讳，哭之乃大非，朕所望亦恐汝有此见效，密谕警饬。有则改之，可也。 ”①录副档，档号03-9729-045，江西巡抚塞楞额奏，乾隆九年九月十六日。

二、灾害性质对灾情传递的影响

清代地方政府对灾害性质与受灾程度的判断，直接影响到灾害信息的上报时间。面对不同性质的灾害，尤其水灾与旱灾发生后灾情收集与上报，在具体处理中存在着差异性。江西按察使凌燽于乾隆三年（1738）的奏折中指出：“窃为水旱为灾，地方是有，皇上痛念切凡以预谋保惠，而安全之者业已详尽无遗，近又以旱灾之成以渐，犹可先事预筹。水则有骤至陡发之时，尤当速为赈救，特谕督抚委员踏勘，一面办理一面奏闻，预示良规用彰永久……而臣窃有所陈，伏思旱灾由渐而成，诚如圣谕，但缓征散赈，借谷平籴，率行于灾祲已成，地方已报之后，当旱灾渐著未及申报，及州县呈进报上，而由府由司而院转辗委勘，未经题报之时，百姓举目焦心，计无所出，多有扶老携幼，徙他地方，以觅糊口者，其间老弱颠连流离道路，地方官既以报勘未明，视为可缓至按户查赈，而丁口多已流移，庐舍半成空废矣。臣窃以救灾恤患，首在及时，查流之灾户，原有资送回籍之例，与其资送在后，何如安集在先。当灾形渐见未及，申报之时可否推广皇仁，令有司详报督抚，预动积社等谷，量行借给，俾获宁居，然后照例酌赈以将来资助之费为目前借给之需，使其不出乡，以免老弱剥离之苦，似亦绥灾黎之一道也。”②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025-001，江西按察使凌燽奏，乾隆三年九月初二日。可见，旱灾呈报的关键时间节点并不是灾情开始蔓延后，而是在“未著”且“渐著”之时。这需要地方官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与强烈的责任心，因为判断旱灾是“已发”还是“未发”的标准并不像水灾那般直接明显，需要一定的传统气象知识与地域治理经验才能做出灾情预判，才能及时地在官僚组织内上传旱灾信息。

凌燽在江西任职时间较长，对地方社会的治理较为熟稔。他认为救治水灾与旱灾不同之处，水灾由于其“陡发”，灾情会立即显现，政府及时应对便可救治得当。而旱灾“由渐而成”，地方官如果等到灾情显著后才开始上报，又遇到繁复的呈报程序——“州县呈报，而由府由司而院转辗委勘”，救灾的最佳时机便会被耽误。因此，地方政府在救治旱灾时，等到题报公文从清廷批复后再采取“缓征散赈，借谷平籴”的方法，在饥荒中的灾户早已成为逃荒的流民，这将为传统国家治理体系造成不稳定的因素。

由于江西境内地形不同，水灾在不同地域的表现形式也不同。赣江下游或沿湖开阔地区的水灾特点是受灾范围广以及持续时间长。江西巡抚陈弘谋在报灾奏折中提到：“川楚水大，由长江而下，江水异涨，鄱湖之水不能归江，反致倒漾入湖，以致沿江之德化、湖口、彭泽低洼之田皆有浸，而沿湖之南昌、进贤、鄱阳、余干、建昌、都昌等县凡低洼之处亦被淹浸。因水来以渐，人口并无损伤。”③朱批奏折，档号03-9713-005，江西巡抚陈弘谋奏，乾隆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清代鄱阳湖水域周边的地区，因长江发大水形成江水倒灌入湖，除了遭遇特大水灾之外，湖区水势上涨较缓，百姓可以安全撤离，但农田被水长期漫灌往往颗粒无收。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建立一套持续性的灾害信息传递机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动员士绅、宗族等社会力量，对灾害进行长期监测、调查与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