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二年（1787），“义宁四月大水，崇仁六月黄洲桥复灾。宁都、兴国、会昌、安远夏大旱，上犹春死者相枕，南康路死者相枕籍，会昌饥殍盈路。”⑦江西省水利厅水利志总编辑室编：《江西历代水旱灾害辑录》，第102页。但江西巡抚何裕城的奏折中却以风调雨顺的景象掩饰旱情。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84，第210页。清廷从其它信息渠道中了解到江西米价大增这一不正常现象，皇帝责令江西地方政府据实以报。但是何裕城仍然匿灾不报，因为当时清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台湾林爽文领导的大规模起义上。⑨戴逸主编：《简明清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30页。清政府为镇压林爽文的起义军，任命福康安为统帅，并抽调各省军队开赴台湾。由于“军需米石关系紧要”，⑩《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84，第203-204页。清政府命令各省运米到台湾补充军粮：“七月辛卯。又谕（军机大臣等）：‘前因台湾剿捕逆匪，需用军糈，且漳、泉一带地方缺雨，恐米粮市价昂贵，民情不无拮据……于浙江、江西、江南、四川、湖广等省，派办米共一百余万石，令该督抚等迅速运闽接济。是闽省米石日逐充盈，除应付军糈之外，尽有多余。漳、泉二府，如有缺雨成灾处所，该督抚务须详悉查明，一面奏闻，一面即行督饬所属，妥为抚恤，俾闾阎均沾实惠，毋使一夫失所，以副朕轸念民依至意。’”?《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85，第233页。由于江西巡抚何裕城统筹布置运送军粮路线的失误，被皇帝严厉地批评：“是何裕城不但意存推委，并不知事理轻重，实属糊涂。着交部议处”。12《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84，第203-204页。为了减少在救灾方面所担负的责任，何裕城堵塞灾害信息上传的渠道，勾结江西各级官员继续隐瞒灾情，导致受灾各县出现“死者相枕”、“饥殍盈路”的惨状。13江西省水利厅水利志总编辑室编：《江西历代水旱灾害辑录》，第102页。

在灾情传递的过程中，某些地方官员因个人利益或官僚集体利益表现出欺上瞒下的匿灾行为。依据江西省内地方志的记载，乾隆十七年（1752），“高安：春饥、疫并作，死者无算。”?上海市气象局等编：《华东地区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上海：上海气象局，1978年版，第826页。“九江府春苦雨，米价腾贵，丰城春恒雨，夏大水，漂麦伤稼，民多采树皮、草根作食。”?江西省水利厅水利志总编辑室编：《江西历代水旱灾害辑录》，第93-94页。当时负责处理灾情的署两江总督鄂容安曾身赴一线，在其五月一日的奏折指出“臣办理于四月二十八日启起程，二十九日抵丰城县，察勘情形无异。沿途验视水痕，实已消退数尺……”负责民政事务的江西布政使王兴吾在报灾奏折中只提到，“查江西今年四月内雨水稍多，……委员确勘，水退甚速，并不成灾”。?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第327-328页。这位布政使在上奏中却未提及饥荒的情况。又如乾隆八年（1743），“（江西）全省春夏淫雨害稼，……南昌、饶州、建昌、广信、抚州、瑞州、袁州、吉安、赣州府大饥。安福、泰和、吉安、新干、玉山、安仁、进贤、南昌等县有食土者，食而死者甚多。”①江西省水利厅水利志总编辑室编：《江西历代水旱灾害辑录》，第90页。而时任江西布政使的彭家屏只在奏折中轻描淡写地提到“被水冲淹之处，皆无大伤，以阖县计之，不及百分之一”，②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092-001，江西布政使彭家屏奏，乾隆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并没有提及灾后出现饥荒的情况。江西巡抚陈弘谋在上奏中也隐匿了灾害的实情。③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127-038，江西巡抚陈弘谋奏，乾隆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由于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救灾措施不得力，酿成了受灾地区的饥民暴力抢粮事件，④《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30，第975页。这才引起了清廷的注意。

乾隆二十一年（1756）河南夏岂遭水灾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广西柳城旱灾，都是因为州县官隐匿灾情，导致灾害进一步恶化，缺乏及时的救治。⑤陈振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第三分册（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9页。自雍正即位（1722）后，“放宽臣工专折具奏的特权，除督抚提镇外，司道以下微员，亦准其用折奏事”。⑥庄吉发：《清代奏折制度》，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馆，1979年版，第3页。为更全面地了解地方灾害信息，清代政府在“州县-督抚”这一常规行政层级上传渠道之外，还开辟了其他信息奏报渠道。通过对档案材料的梳理，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灾害信息传递的非常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