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南部山区地势落差大，在雨季时山洪等水灾发生频率高且消退速度快，当地百姓习以为常，被基层官员所忽视。这引起了江西巡抚俞兆岳的注意，在奏折中指出：“臣实忧心如焚，细加访察，实因被水田地皆在深山之中，层峦叠嶂……即于低水低洼之处盖草庐，男妇老幼尽居一室，不知大雨时行，山水陡发，宣泄不及，以致淹弊人口，甚属惨伤，因随发随消，习以为常，多不赴县禀报。”①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009-013，江西巡抚俞兆岳谨奏，乾隆元年七月初五。皇帝也担心地方官员“若视以为泛常，而于赈恤之间，再复不尽心办理，则所谓不具人心者矣”。②《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1，第514页。因此他在上谕中提醒俞兆岳不可放松警惕、轻视灾情，“如此数处皆被水灾，亦不为不重大矣，切不可讳灾掩饰，视同膜外。朕每见外省奏报，即系小灾，亦必儆戒自省，不知汝等督抚如何居心耳……若于被难之民，赈恤有所不力，致令灾黎失所，则朕之谴责，汝等不能逃也。”③《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9，第485页。乾隆皇帝告诫地方官吏处理荒政要“勿以善小而不为”，因为他担心地方官员漠视民命，长期以后会养成行政惰性，影响救灾的效率。在接到皇帝的上谕后，俞兆岳在《奏为查勘南昌德化等县被水及分别赈抚情形事》中反省道：“但洲地被水，向不通报……臣反躬自省，罪无可辞，前据司道府县等官屡次禀称，江西地土畏旱不畏涝，若低处有收，通省皆旱等语，臣疑其饰词，不敢入告，今据巡检杨宗政等由九江至省，臣细询被水情形，据称湖水江水泛涨，因湖广郧阳等处起蛟，以致水涨被淹等语，虽系意外之灾，而补救之策不可稍懈，臣自当竭尽心力，不使一民失所。”④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002-049，江西巡抚俞兆岳谨奏，乾隆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乾隆五十七年（1792）四月下旬，位于赣江上游地区广昌、南丰发生水灾，而署理江西巡抚姚棻直到五月二十七日才上奏报灾，皇帝在奏折中批复道：“所奏迟，即有旨，钦此。”⑤录副奏折，档号：03-1061-022，署理江西巡抚姚棻奏，乾隆五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在上谕中指责江西地方政府传递灾情迟缓，“据姚棻奏，江西南丰、广昌二县地居上游。因闰四月下旬，雨水过多，溪河泛涨，五月初三四日，复大雨如注，山水骤发，以致被淹，业经分别抚恤等语。南丰、广昌二县，因雨水稍多，致被淹浸……但该处民居冲塌较多，且有淹毙人口之事，朕心殊为恻然，此当速奏，何迟至月余？”⑥录副奏折，档号：02-0324-022，护理江西巡抚托伦奏，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四日。

江西山地较多，山洪也是常发生的灾害。山洪具有突发性与破坏力强的特点，水量集中流速大，水流中裹挟着树木、沙石等形成强大的冲刷力，造成人畜伤亡，摧毁房屋以及农田水利。署理江西巡抚彭家屏曾在奏折中指出：“江西地方四周皆山，大江分流其间，支河万道，水有归宿，除湖田外从无苦涝之处，惟每年四、五月大雨时行，顷刻宣泄不及，则有被冲地方。”⑦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171-012，署理江西巡抚彭家屏奏，乾隆十四年六月初一日。江西巡抚海明在处理山洪灾情时提到，“江西通省滨江带海，惟袁州、吉安二府所属多有依山傍水之区，每遇夏秋大雨时行，溪河骤难宣泄，田庐即间被冲淹。必得大员前往督率府县各官查办。”⑧朱批奏折，档号04-01-05-0238-011，江西巡抚海明奏，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八日。鉴于山洪灾害勘测的难度较大，州县官员较难胜任，为避免影响灾情的上报及后续进度，因此由巡抚往往派省一级官员到灾区主持救灾工作。

三、空间距离对灾情传递的影响

对于州县官员而言，受灾州县距离省城的路程不同，“常有题报期限已届，而州县官尚须亲勘情形方敢通报”，等到上报时已经超过了报灾期限。以江西省为例，赣州与南安两地距离巡抚所在地南昌距离较远，灾害信息传递时间较长，江西巡抚岳濬“据各属禀报情形恭折奏报，惟赣、南二府所属，距省最远，尚有数处未据报到。”⑨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050-056，江西巡抚岳濬奏，乾隆五年六月十九日。为了更好处理这种空间差异，在乾隆二年清廷作了相应的调整，允许偏远州县“扣算程途日期尚未逾限者，免其揭参……至题报情形之后，委员查勘分数，定限四十日，离省程途不行扣除，州县勘官畏避处分，惟求速竣，其中遗漏草率，恐所不免，亦应请于四十日之外一并准其扣除程限等语。查勘办地方灾伤，办理最宜详慎，倘距省遥远，州县迫于定限，止图无误考成，查勘不能周详，则遗漏草率之处诚所难免”。①李文海、夏明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第2辑第3卷，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71页。由此可见，虽然规章制度上有所调整，距离省会遥远、地域偏僻的州县，由于灾害信息传递受限制导致被遗漏的情况未能得到根本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