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省会远近不同的州县的灾害信息传递速度相差较大。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南康府属之安义县，南昌府属之靖安县于七月初一、二日因遇水灾，山水陡发”。②朱批奏折，档号04-01-05-0255-018，江西巡抚陈准，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二日。江西巡抚陈准在该年七月十四上报灾情，③朱批奏折，档号04-01-05-0255-014，江西巡抚陈准，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十四日。从水灾发生到奏折的呈递，这个环节花费了12天。乾隆十三年（1748），“江省宁都地方，于本年七月十三日上午大雨至十四日寅刻止，各乡山水齐发”，④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164-017，江西巡抚开泰，乾隆十三年九月初四日。时任巡抚的开泰在闰七月初六日才上奏报灾，中间相隔了23天。从地理位置上分析，宁都地处江西南部，相对中部的安义、靖安地区而言，距离南昌较远，因此报灾速度较慢。

州县官员对灾情的责任意识可以提高报灾效率，克服距离因素对灾情传递的阻碍。在基层政府的报灾环节中，官员是否具有敢于作为、担当的责任意识，不仅影响到灾害信息的上传，而且关系到救灾的实效。乾隆十年（1745）安远县大水，据塞楞额于五月二日的奏折中称据赣州府知府报告“今于本年四月十六日自丑至辰大雨如注，及至未刻山水陡发，汹涌而下。”⑤录副档，档号03-9736-010，江西巡抚塞楞额奏，乾隆十年五月二日。从中可以计算出从安远县水发到巡抚报灾需费时16天。此次水灾发生地安远县位于较为偏远的江西南部，但报灾速度相对较快。同年，离南昌相对较近的建昌府南丰县“于七月二十二日夜二更时分，微雨之后蛟水忽起”。⑥录副档，档号03-9736-011，江西巡抚塞楞额奏，乾隆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南丰县从水灾发生，至八月二十二日巡抚上奏报灾，此一环节花费了29天，报灾时间上反而超过了偏远的安远县。相较于南丰县的灾情，安远县被灾范围更广，受灾程度更严重。安远县知县积极应对，“见水势渐大，即带领人夫，谕令沿河居民，俱各将什物器具，搬至高埠处所。”⑦录副档，档号03-9736-010，江西巡抚塞楞额奏，乾隆十年五月二日。安远县知县在水灾发生后，亲临一线勘察灾情，及时上报以争取尽救灾。

四、官员素质对灾情传递的影响

知县是基层救灾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其救灾意识直接关系到灾害信息传递机制的畅通。乾隆三十二年（1757），从闰七月下旬二十五日开始南昌“其濒临江湖被水低田，因今年江湖之水消退较迟，田内积水至今尚未大消”。⑧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以下引用简称录副档），档号03-1007-006，江西巡抚吴绍诗奏，乾隆三十二年八月十日奏。面对灾情，时任南昌知县的张九钺亲赴救灾第一线，及时有效地组织民力筑堤救灾。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田受灾问题，张九钺决定疏浚豫章沟，却面临着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阻碍：“大府吏胥、诸营兵卒又盘踞其上，江湖水不得内外宣泄，积霖暴涨，陷或一月、或二月，人荡析离居，患最烈。乡之荐绅大夫屡建议思浚复，豪猾游民不便己，乃倡为形家利于民不利于官之说，纷扬阻挠”。⑨魏源：《魏源全集》第19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63页。他多次上疏题报，指出“岁久陂圮，稼政不修，兵荒相继，公赋日促，富者无以供租税，贫者困于流离，而俗乃大坏……利不迫不兴，害不迫不除，君子得志，不选事利民，而聚民之利以利己，利自已聚，非惟害民，盗贼公行，己亦甚不利焉”。⑩魏源：《魏源全集》第19册，第468页。最终张九钺说服上司批准兴修水利设施，使得水患不再肆意泛滥，水灾得到有效的治理。

官员的责任意识影响了清代灾害信息的正常传递。清代制度规定，地方政府在报灾后暂停征收受灾年份的火耗，导致官员收入降低。此外，也有地方官员为了政绩隐匿灾情，置黎民百姓的生死于不顾。①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第85页。乾隆三十年（1765）江西多地发生饥荒，②江西省水利厅水利志总编辑室编：《江西历代水旱灾害辑录》，1988年内部发行，第97页。官员匿灾不报，也没有及时地采取相应的救灾措施。③《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3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页。乾隆十六年（1751），江西巡抚舒辂因在奏折中上报灾情用词周章，受到皇帝的斥责。④江西省水利厅水利志总编辑室编：《江西历代水旱灾害辑录》，第93页。乾隆二十一年（1756），江西巡抚周人骥因匿灾不报革职，不久仍以原官录用。⑤《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24，第257页。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江西巡抚吴绍诗玩视民瘼，迟报灾情被革职。⑥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档号：06—1129，乾隆三十四年十月初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