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事渠道。各省的提督和总兵向中央报告驻防辖区的灾情，如乾隆五年（1740），南赣总兵官于文煇上奏报南安府上犹县营前汛水灾；⑦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2页。乾隆十三年（1748），南赣总兵官钟璜上奏宁都县水灾；⑧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以下引用简称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164-016，江西南赣总兵官岳钟璜奏，乾隆十三年闰七月初一日。乾隆十五年（1750），南赣等处地方总兵官任澍奏报赣县、雲都县水灾。⑨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196-008，江西南赣镇总兵任澍奏，乾隆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二、漕运、河道、盐政等官员对其管辖范围的灾情的上报。乾隆六年（1741），江苏发生水灾，八月初二日江南河道总督高斌上奏报灾；该年八月十九日，巡视两淮盐政准泰上奏报告扬州的水灾。⑩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第248页。

三、官员在出巡、调动、赴任或回乡旅途中的见闻中反映的灾情信息。乾隆十五年（1750），调任两广总督的陈大受南下时路过江西，恰遇水灾发生，便上呈了《奏报沿途经过赣江郡下游水涨情形事》一折。?朱批奏折，档号：04-01-24-0056-053，两江总督陈大受奏，乾隆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因此，江西官员因此次灾害上奏迟缓受到训斥。12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195-006，江西巡抚阿思哈奏，乾隆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五、结 语

18世纪江西灾害信息传递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贯穿于灾害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通过对奏折、实录等史料的分析可知，影响灾情传递的客观因素包括灾害性质、受灾程度、灾情的复杂性以及灾区离省会的远近。由于清代政府组织运行与制度施行中存在弊端，各级官员的主观责任意识也会影响灾害信息传递的真实性与及时性，而灾害信息有效传递与否直接关系到救灾的实效。因此，清代皇帝为更准确、及时地掌握地方灾害信息，在常规行政组织传递渠道之外，利用非制度性的渠道接收灾害信息，使得各级地方官员相互牵制、监督，以便全面地了解灾情。但这未形成稳定的机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灾害信息在地方与中央之间真实、有效的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