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是一个有魔力的词。它席卷了近代社会，裹挟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谁不想争取进步，或至少表示自己进步呢？即便是自己内心深处自然反感的东西，但为了表现进步，也都往往表示赞许。但是，一说到进步，其实就意味着要朝着和过去一样的方向继续前进，进步是单向的，即便有些曲折，大方向也还是绝不改变的。但是，如果一味强调单向的进步，它可能脱离或违背人性。而任何违背人性的东西最终还是会遭到惩罚的。

那么，“不进步怎么办，难道我们还要倒退吗？”这是一个熟悉的鼓动口号。但事实上并不是只有进退两种方向的，而且，有些时候“退”恰恰是“进”。或者，更恰当地说，追求“进步”倒不如追求“改善”。“改善”是容有各种方向的改变的，只要这些改变是朝着好的方向，带来好的结果，那这些改变就是可以考虑采取的。而且，从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还有“循环”。我们不必害怕这个词。甚至可以说，有一种伟大的循环。

六

一种普遍的人性论或人类共性论，与这种高调和单向的乌托邦理论有没有内在联系呢？伯林肯定有这样一种联系。他在“乌托邦观念在西方的衰落”一文中认为，乌托邦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人都有固定不变的特性，有某种普遍的、共同的、永恒的目标。一旦达到了这些目标，人性也就彻底实现了。他说可以作如下假定：如果说人有共同的本性的话，这一本性必定会有一个目的。只有当一个人了解了他真正的愿望之后，他作为人的本性才得以充分地实现。

但是，“本性”和“目标”不同，即便承认人有一些共同的本性，并不必定就产生一个共同的目标。目标也并不就是人性的实现。相反，恰当说明的人性可能恰恰构成对目标的限制，决定着可能实现的目标的范围。人有某些共性乃至有某些共同的目标，并不一定导致乌托邦，而当把理想放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也常常只是构成一种浪漫的遐想，而并不诉诸一种承担科学必然性的天命的实践。

伯林的思想中有一种用价值的相对主义反对一切普遍主义的倾向，他也始终对试图统一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和生活方式的乌托邦理论保持警惕，这在某些方面是对的，比如在对终结关切或最高价值的追求方面。然而，重要的不是在普遍性的有无，而是在普遍性的高低。价值相对主义并不能抵挡绝对主义的乌托邦。而底线伦理倒是有可能防范这种乌托邦理论，至少在规则和手段上有了严格的限制。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并不导致乌托邦，甚至最有可能遏制乌托邦。这种底线伦理其实也就是伯林所心仪的较好的、允许各种差异和自由的社会所需要的“相应规则”。伯林承认需要这种规则来对人们的行为加以限制，以免酿成破坏和暴力行为，但伯林却不明确赋予这种规则以一种基本的“普遍性”。

伯林其实是很喜欢康德这句话的：“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这恰恰说明人性理论不仅是许诺可能性的理论，也可以是限制无限的可能性的理论。如果深刻意识到人性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恰恰可以限制那些“笔直”的“高大上”的理论和实践。“人性曲木说”恰恰突出了人性也构成限制性的方面。

伯林引述了许多古代的具有乌托邦萌芽的思想来说明现代乌托邦理论的来源和联系。但是，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有一种性质上的很大差别。古代的“高尚”目标的伦理并不强行要求所有人都追求和实行这种目标，更不奢望所有人都能实现这一目标，然而这种“高尚”伦理的确又常常是以一种普遍主义的形式出现。

以中国古代儒家伦理学为例。儒家学者常常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或者说“圣人与我同类”。其意思是不管处在什么阶层的人，不管其出身如何，天赋如何，都可以在道德上希圣希贤。所以，道德的呼召要面向所有人，面向所有的社会阶层，就像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儒家鼓励所有的人都有志于学，努力学习人文德性。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有强烈的现实感，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向学，而是有“学而知之”者，有“困而后学”者，但也还是有不少人是“困而不学”的。因此才有士民之分。

在儒家看来，人性中有善端，这是事实，也是可能。虽然还不是无限的可能，不是所有人的可能，甚至不是多数人的可能。但由于这是一种对所有人都有可能的可能，所以性善论要面向所有人，要向各个阶层完全开放，即便最后愿意进来的还是少数。高尚伦理永远要面对所有人开放，这体现出一种普遍性；但知道永远只有少数人进来，这体现出一种现实感。愿意进“窄门”，走那条“少有人走的高尚之路”的，最终可能还只会是少数人，但不能因为最后只有少数人愿意进入而关掉对所有人的大门。当然，也不因为敞开大门欢迎所有人就抱有人人都会进来的奢望。